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逐渐稳定，如何推动经济复苏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因而2020年“两会”中，对于经济政策的讨论是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疫情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国家将会出台什么样的货币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如何看待“大水漫灌”可能带来的风险？2020年一系列指标能否在经济下滑的不利环境中如期完成？

针对这些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曹老师您好，在今年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您对于两会将要讨论的刺激经济发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曹和平：今年，我希望国家能实现三大类的政策：

第一大类是危机救济政策。

这次新冠疫情从年前到现在已经小四个月过去了，现在看来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可能要跨过两个季度，至少持续半年的时间，因此出台相应的救济政策特别重要。美国曾经有一项调查显示，每新注册100家企业，3年之后这100家企业就剩下3家了。我曾经在浙江大学听过一位老师的演讲，其中他提到，在长三角地区，你注册100个企业，三年后就剩1.7家了。换句话说，企业的出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在1%-3%之间，非常脆弱。

因此，一个经营了三五年以上的企业，是国民经济体系发展最珍贵的资源。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这样的企业在疫情中垮掉了，未来得要100个注册的新企业才能换这么一个。因此，我认为在疫情中救助企业和救助人民一样重要。所以，中小微企业和微微企业救助政策要快速出台。

我的建议是国家应该出台1万亿的中小微企业救助规划。到底是用基金的方式，保险的方式，产业扶持的方式，还是用职业培训的方式，这个可以讨论。但我个人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种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拨款的“撒胡椒面”的方式——这1万亿必须耳提面命地从中央五个单一部门中下来。

这1万亿怎么去用呢？三千亿用于企业的事前保险。我们以前的保险政策都是保事后的损失，但是新冠疫情不一样，新冠疫情不确定时间，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我们现在看来，新冠疫情在中国二次爆发的概率不大，但是在发生疫情的前三个季度中小微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没有买保险。这些中小微企业和微微企业的利润率都在10%以下，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的年净利润率是3.5%，和把钱存到银行差不多。

由此推算，如果这些企业在一年中有一个月不销售，就会有8%的损失，换句话说有一大群企业25天不销售，成本收入就倒挂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小微企业老板目前是在用自己家的钱，比如住房抵押，卖车在给员工发工资。这还算好，最差的是被人家堵着门要钱。

所以我觉得国家应该拿出3000亿资金，买一个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的保险。比如说，出了这个事情，你的企业快要垮了，你用你过去的储蓄付了员工的工资了，下个月的房租你又没钱了，有了新冠疫情的一揽子保险，3000亿下去，你这个企业合格了，符合条件，我给你补充30万元，假定房租是10万块钱，我代你交给房东。于是这个企业马上就可以运行，员工的就业被保持在了企业里，企业一运转，原材料也消耗掉了，利润也有了，工资也能发了，抵押的贷款也补偿掉了。一个个企业正常运行，国民经济就运行了。

这些小微企业有的租的就是政府的房子，比如说租的国有企业的房子，产业园区的房子，我们就可以要求国有企业在利润允许的情况下，国家扶持一份资金，园区出一份资金，这样3000亿下去就变成了6000亿，假定1/5是国有企业的房子，这部分免费了，等于是买了五六百亿的保险，我把原来准备补贴企业的房租充实到国家新冠疫情一揽子保险基金的本金中去，可以用作以后的“企业养老”。这是第一个用途。

第二个是转型发展基金。那些小微企业、微微企业的员工其实很厉害，如果企业因为疫情在一个领域做垮了，如果有扶持资金的投入，在另一个领域又可以做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这笔钱，这些人才可能会全部流失，所以第二个3000亿可以用作企业的转型发展资金。

第三个3000亿是员工培训。小微企业往往只有十几个人，老板其实很能干，但是培训员工要3000块一天，如果10天一个周期得3、5万块钱，这笔钱老板是出不了的。所以这笔钱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培训基金的形式发给具有资质的培训企业和培训中介机构。对于小微老板来说，可以学到新知识，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对于培训机构来说可以增加今年的盈利收入，政府也可以获得税收。

以上是我建议的1万亿救助基金政策，我为什么把它放在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面，因为这些小微企业现在就躺在病床上，不能等了！

第二个是货币政策。在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启动经济的时候，货币政策的效率比财政政策要快得多，所以货币政策要先行一步。你看美国发了4万个亿到企业和员工的手上；我们的消费券上海市是二十几个亿，和上海5万亿的GDP总量相比是杯水车薪。货币政策要撬动经济，逆周期而行的话必须是1.5%，5万亿就需要500亿到1000亿之间的数。因此，货币政策一定要先行，一定要达到杠杆的最低要求才行——如果杠杆太短怎么把石头撬动起来呢？杠杆需要多长？就是必须达到1.5以上，所以我认为目前各省各地级市出台的政策都不足以达到启动经济的货币杠杆作用，需要国家层面更有力的政策。

第三个政策是财政政策，我希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组合，共同促进启动经济成长。货币政策先行，消费要先行，财政政策要组合，主要集中在新基建里面去。传统的基建包括公路、铁路、高速、高铁、港口、桥梁、涵洞、隧道等等，而现在我们说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移动互联网、光纤互联网、卫星互联网、星座卫星、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定位卫星、遥感卫星、浮空、制空、游空飞行器、关口枢纽、卫星地面站这11个基础设施单元。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为我们互联网产业升级换代提供了物质保障，是我们新一代战略体系的数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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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当年2008金融危机，中国推行过四万亿投资拉动经济的计划，这次最近大家关注的“新基建”主要会体现在什么方面，如何防控其中的风险？

曹和平：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首先，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2008年，国家在不到半年时间就放下去4万亿，当时的批评的观点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大水漫灌”之后，那些原本应该被淘汰的行业和企业，又被你救助了4年，没有把坏结构甩掉，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体系转型的阻力。

但是，最近一年大家对于“4万亿”的评价发生了一些转变，正面评价开始远远大于负面评价，这说明人们在经济的上行期和经济的下行期，对政策的评价观点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在富人家和在穷人家，对某一类的购买行为观点是不一样的。我希望这一次大众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不要太短视，不能像当年那样一味地批评和调侃。

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在1954年到1960年的大盛行，20世纪初的那种大贫困和贫富分化，那种资本家对普通工人的剥削，在20世纪的后半叶是无法缓解的。以前很多人看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盛行到2010年就觉得很厉害，谁能想到在新冠疫情中大家都发现了其中的毛病。所以，对于“大水漫灌”式的刺激经济政策，观察者和评论者要有更长的历史周期均衡概念，不能你站在啥立场上就评价啥，那就成了西方的选举制度，一切都是你个人利益的使然，不具有客观性。

第二，我觉得这一次对经济的刺激，比上一次的“四万亿”要好。那个时候的投资我们大体上不知道怎样去做，上马了很多钢铁、纺织业、化工业，结果弄出很多产能过剩。你会发现这一次人们大体上知道要把钱投在哪里，该淘汰的企业、过剩的产能从2013年以后慢慢都已经被淘汰出去了，留到现在的大体上都是精华。

所以我觉得这次适度地出一个货币和财政的一揽子超级大礼包刺激一下经济，可能效果会好得多。大体上会和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到里根总统这几十年相类似，也就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黄金时间段，国民经济体系的周期就赶到这儿了。因为数字经济支持下的这种新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成长，是需要凯恩斯主义当时那种大的工程项目下去——高速铁路、汽车流水线、电脑、大型家电——把传统的工业经济提升到了大工业流水线模块化生产的大车间和制造基地里去。现在我们一样具有这种国民经济提升的因素，所以我认为这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收益从国民经济体系的意义上远远大于风险。

观察者网：最近很多人在讨论金融层面的“放水”，比如说发行国债、货币贬值、增加赤字等等，您如何看待人们对这其中风险的担心？

曹和平：我们的货币没有放水。我看了我们第一季度的货币政策，M0的增速是5%，是40年新低。按道理在经济的下行期货币的发行速度应该快一点，但现在我们M2增长过快，M0不放大，M2增长过快会导致什么结果——资金链扯得太长了，你借给我，我借给你，变成了三角债。朱镕基总理在90年处理三角债时有一点做得很对，他当时的感觉特别对，必须把有毒资产通过高能流动性——也就是政府发行的M0货币——放到银行间市场去，一份M0会变成5份M1，5份M1货币放到经济中去，立马把银行的良性债务的表格放出来，把企业的有毒债务让银行把它买回去。你现在把货币收紧了，银行没事，央行没事，物价没事，但是，这样一来就把有毒资产给逼到实体经济里去了，相当于把这个毒直接排放到了田野里，让资产有毒总比让实体经济的项目有毒要好。

管理部门不能把困难的事交给老百姓来干，管理部门自己不敢去挑重担，又怎么能帮得到企业呢？说这次的货币政策是“大水漫灌”我认为是胡说八道，这些人应该走出办公室去企业实地去看一看，现在企业对于M0高能流动性资产是极度饥渴，甚至到了饮鸩止渴的地步，不能再停了。

现在中国银行界的很多管理者，其中一些是我的学生，他们长期热衷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的政策，只要发达经济体做什么，我们也就跟着做，完全不看中国的实际。然而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些国家货币财政政策和管理当局“皇帝的新衣”毫不留情地撕了下来。

所以对这一次的两会，我寄希望特别高，我希望能够针对中国的实际，出台大胆有效的政策来逆转我们经济的压力。90年代初，由于政治风波的影响，西方国家一起制裁我们，当时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被制裁后我们经济下行了很多。当时在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的坚持下，增发了1100亿的货币，是原计划增发的10倍。我们中国经济能有今天，就是从93年之后的转折，这是当年的领导人勇于转变思路，实施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的。

观察者网：之前您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判是3.5%-5.5%之间，之前因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所以民间认为今年必须达到6%，那么政策制定者真会追求这个数字吗？您认为今年的这个“新冠”黑天鹅事件对于未来国家的全面小康，脱贫攻坚的总体规划是否会产生影响？

曹和平：我觉得今年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应该可以完成，此外还有人均收入等几个大的目标应该也可以完成。脱贫任务本来今年剩下的贫困人口就已经不多，而且说实话这次疫情对武汉、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打击反而比那些贫困人口所处的县城和乡村要大得多。

其次，我想在大多数指标如期完成的情况下，如果有少数指标因为疫情没能完成，把这些指标放到明年或者是后年完成，我觉得整个社会是能够接受的。现在中央政府反对形式主义，客观形势在这里，没完成可以不完成，但是不能说假话。

所以我并不担心。如果说经济要达到6%才能完成所有指标的话，我个人认为今年的线上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去年快，但是线下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比线上慢，甚至可能是负的，这两者相抵消了。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线上经济不能进入国家统计局的栏目，当务之急是国家统计局应该启动一个普查，为今年GDP完整科学地反映经济增长速度提供一个准确的数据基础。这样也会给经济决策者提供更科学的参考。